星际荣耀“长安欧尚号”的成功发射，也实现了中国民营火箭零的突破。

近几年来，中国的航天领域正在实现从封闭到开放的转变。

而在国内，随着政策的不断放开，也涌现了一批商业火箭以及卫星制造公司。传统火箭履约周期长，不适合商业化，且目前美国通过低成本、批量化的小卫星组网提供服务的商业模式已经走通，国内商业航天的也将目光放在了商用火箭和卫星制造上。

据未来宇航研究院 2019 年《 2018 中国商业航天产业投融资报告》显示： 2018 年全球航天发射次数达到 114 次，比 2017 年增加了25%，其中中国占了 39 次。而在中国的航天领域， 2018 年至少发生 36 笔投融资交易，三分之一属于早期投资。

民营系企业把第一颗火箭成功送入太空，无疑让资本看到了航天商业化的第一缕曙光。

走出体制

张航是早期从体制内跳到民营航天企业的技术人员。

张航回忆，自己“出来”时，商业航天甚至都不算是一个行业，因为当时根本没人做，也没有任何政策法规出台。但张航认为，在体制外造火箭是早晚的事，没有那么大风险。眼下看来，这无疑是正确的。

在他看来，商业航天与能源、互联网在本质上没有区别。除了国防、军事以外，卫星的遥感、通信技术在市场上都是有需求的。而无论是商业融资还是模式，在美国已经走过这条路，并且已经成熟。

旁人最大的顾虑是政策不支持——“好的东西、促进社会进步的东西国家为什么不支持?最多从安全的角度来管理，大方向上一定是积极的。”张航说。

国家确实一步步开放着限制。但商业航天的开放并没有如万众期待的那样具有戏剧性，一切都在井然有序地稳步发展。国家明确的态度，决定了开放过程的笃定和循序渐进：

2012 年，相关部门曾公布相关文件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国防工业领域;

2014 年底，国务院发布相关文件中提到，“鼓励民间资本研制、发射和运营商业遥感卫星”;

2016 年，国务院新闻办发布的《 2016 中国的航天》白皮书指出：“鼓励引导民间资本和社会力量有序参与航天活动，大力发展商业航天;

2019 年，国防科工局和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发布《关于促进商业运载火箭规范有序发展的通知》，这是首个对商业运载火箭进行细则指导的官方文件。

零重空间自研的试验载荷“HECATE-1”，也搭载在本次成功入轨的“长安欧尚号”上。在从体制内出来之前，董事长兰利东和零重空间创始团队成员都在从事星务计算机的研发工作。

借着 2016 年发布的《航天白皮书》鼓励民营资本进入航天领域的机会，兰利东和体制内的朋友筹集了两百多万的资金，在 2017 年年初成立了零重，最初的想法是自主研发的星务计算机进行商业化推广，并进行其他卫星核心组部件的研发。现在，零重除了卫星组部件销售的业务之外，还是整星制造商，同时还有自有卫星遥感图的销售业务。

其他更多的创业者在政策鼓励之下，关注到了航天领域。

中国首家航天科技+STEAM教育为主的企业航天创客，在 2015 年成立了。创始人耿赛猛原先打算做机器人和人工智能方面的教育，但是当他考察了以色列的科技高中之后，却改变了想法。

“打算做点让学生更震撼、更真实的东西。”耿赛猛告诉锌财经。最终，航天创客选择了带学生造卫星——难度不是很高，又能提高学生提高参与度。

刚开张的商业航天领域，已经准备好要走一条很长的路。

试探：从 0 到1

在国内，商业航天的确是一个过于早期，又无法在短时间内爆发的行业。

2015 年年中的时候，有公司开始成立，陆陆续续开始试吃这块蛋糕。

2016 年，原先猎豹联合创始人、总裁徐鸣创立了聚焦低轨宽带5G通信卫星的银河航天。在外人看来，似乎完成了一次“跨界转型”。

但在徐鸣看来，当时的商业航天创业是一个“科技和商业发展”的交叉地带。

的确，对商业航天这个商机来讲，早已过了国家垄断的时代。特别是在5G来临的时代下，航天领域的商业化对各个领域都有很大的意义。

但也不得不承认，中国的商业航天依然处于及其不成熟的阶段。

长期以来，航天代表的是国家最高的科技水平。即便是放眼到全球，除了美国，任何一个国家航天领域都没有完全开放的先例。徐鸣也指出，正是因为航天产业没有足够的发展历程，因此，在供应链的成熟度上也要差很多。

在商业航天领域，为大众所熟知的是Space X，但在徐鸣看来，Space X大部分服务依然面向政府，在商业本质上，依然没有为航天领域的开放带来过多的活力。

徐鸣更喜欢的是美国的OneWeb，在今年的 2 月 28 日，OneWeb将首批 6 颗近地轨道卫星送到了预定轨道。其CEO Adrian Steckel表示：“‘太空互联网’时代已经迈出了第一步。”

不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商业航天更需要的是像OneWeb这样能给行业带来活力和生气的初创公司。